慧通綜合報道：

6月2日，伯南克在香港出席世界商業(yè)論壇。他在論壇演講時談到了對當前全球經濟的看法，尤其是對歐洲、中國經濟以及相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看法。他批評歐洲的貨幣政策“反應遲緩”，認為中國“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談到中國的金融改革時，他表示，過去十幾年的經驗和教訓發(fā)現(xiàn)，金融改革是十分棘手的，如果過于激進或者順序錯誤的話，可能會引發(fā)一些問題，比如1990年代的金融危機。因此，中國政府對金融改革采取相對謹慎、循序漸進的方式從而避免產生一些負面問題。“我不認為中國會發(fā)生嚴重的金融危機，事實上，中國政府已經充分意識到目前其銀行體系存在的問題，并且擁有足夠的能力來解決這些問題。”

美聯(lián)儲加息時間表無疑牢牢牽動著全球資本市場的神經。

此前投資者曾普遍預期美聯(lián)儲最早會在今年9月加息，但近期美國令人失望的經濟數據讓這個預期打了折扣。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數據顯示，美聯(lián)儲在9月加息的可能性從一個月前的30%降至18%。

對此，美聯(lián)儲前主席伯南克的看法就分外引人關注。6月2日，伯南克在香港出席世界商業(yè)論壇時表示：“未來幾年美國經濟會維持小幅增長，通脹會低于美聯(lián)儲的目標2%水平，利率比過去低，因為通脹低，經濟增長低，風險溢價低，債券對于低通脹和低增長提供很好的對沖，因此債券的收益率處在低位。因此長期利率會比現(xiàn)在略高，但處于歷史低點。”

隨著美聯(lián)儲加息步伐的臨近，市場擔憂可能會引發(fā)資本大量撤離亞洲等新興市場。伯南克對此稱，“一直以來，市場對聯(lián)儲的貨幣政策爭議在于對東亞經濟體的資本外流影響，但這主要緣于這些國家的出口十分依賴外匯匯率，受美國貨幣寬松政策影響，導致這些國家的貨幣相對走強，就會對其經濟形成沖擊。”

對于美國加息對新興市場的影響，他坦言，“如果市場溝通順暢有效的話，最終的市場可能會有些波動，但反應將相對緩和。美聯(lián)儲一方面希望盡可能做到透明、明確，但另一方面他們需要根據經濟數據來進行決策并保留一定的調節(jié)空間，因此市場投資者需要仔細聆聽美聯(lián)儲傳達的信息。“

他舉例，在新興市場中墨西哥作為美國的鄰國，其金融體系健全，低通脹、開放的資本賬戶使其在美聯(lián)儲退出貨幣寬松政策過程中受到的沖擊有限。

歐美經濟走勢截然不同
歐美作為全球兩大主要經濟體，在經濟復蘇的道路上前景截然不同。

“(美國)第一季度的數據略弱，但其中有一些天氣等特殊原因，我個人仍然十分樂觀，相信美國經濟的復蘇會繼續(xù)。一直以來，美國經濟嚴重依賴家庭消費支出，而現(xiàn)在家庭消費支出狀況可以說非常好，人們的財富已經超過危機前的高點，就業(yè)創(chuàng)造為家庭帶來更多收入，油氣價格降低，消費信心提升?？傮w來說，我們可以預期消費會繼續(xù)增加，對經濟形成支撐作用，住房市場雖然尚未復蘇，但也在逐漸好轉，成為另一股支撐力量。經濟增長仍將持續(xù)一段時間。”伯南克表示。

他認為，“未來3-5年，美國經濟增長會更平緩，過去幾年美國經濟增速放緩一部分是因為金融危機本身，創(chuàng)業(yè)公司、風險投資等減少，投資更加謹慎，這些與金融危機的經歷有關，我們現(xiàn)在可以看到更強的研發(fā)投資力度，未來會看到更強的經濟。”

隨著美國經濟增長改善，美元強勢得以持續(xù)。美元指數再度站上96大關，近期美元兌16個主要貨幣有13個出現(xiàn)升值。6月2日早盤，美元兌日元一度突破125關卡，創(chuàng)下自2002年12月6日以來的最低水平。美聯(lián)儲主席耶倫上月底表示，今年某時加息是合適的。

伯南克坦言，“美元確實走強不少，這是可以預期的。美國是一個大經濟體，國際貿易和資金流動對其造成的影響少于一些小國家。美元走強，不僅是對美元，對整體疲弱的歐洲和其他主要出口市場也是一個風險。正面的影響是對增長有利，美國正開始成為全球能源主要生產國，這對經濟和就業(yè)都帶來推動作用，希望明年能夠開始出口部分多余的能源。”

同時，他表示，美國仍然是全球經濟的一部分，歐洲經濟疲軟，中國增長放緩，“這些外部因素是目前美國經濟復蘇面對的最大風險。”

對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應對措施，他直言不諱地指出歐洲政府反應遲緩，“貨幣政策方面需要很長時間推行QE(量化寬松)政策，需要克服很多政治和法律反對意見，并要很長時間才會看到經濟有反應。歐洲的貨幣寬松措施整整比美國晚了六年。結果是，相對于危機前高點，美國經濟產出超出3%，歐洲低2%，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別。”

此外，在經濟增長方面，他認為，歐洲國家的財政政策緊縮過度，“希臘這樣的國家沒有選擇，但德國這樣的國家可以做得更多。”

“現(xiàn)在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差國是德國，德國的貿易順差達到GDP的8%，也就是說，基本上整個德國都沒有購買自己國家或者外國的產品來幫助經濟復蘇，因為貨幣政策沒有及時應對。歐洲經濟非常弱，更重要的是不斷惡化的希臘債務問題顯然是一個風險。“希臘應該沒法完全支付債務，需要做出某些妥協(xié)讓步。所以歐洲面臨很多挑戰(zhàn)，這是全球經濟面臨最困難挑戰(zhàn)的地方。”

伯南克還指出，在應對金融危機方面，財政、貨幣政策可以相互配合，“在危機初期之后，2009年美國的財政政策曾非常有限，財政政策實際上損害復蘇，人們抱怨低利率帶來問題，但其實這不是美聯(lián)儲的錯，如果財政和貨幣政策搭配好，在同樣的增速下可能有更高的利率水平。歐洲也一樣，需要一個平衡。”

對中國經濟轉型“感到樂觀”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目前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

“隨著中國經濟整體規(guī)模不斷擴大，不太可能一直保持10%左右的增長率，經濟放緩不可避免。而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中國經濟放緩不同于發(fā)達經濟體由于貨幣財政政策導致的經濟減速，而是由于中國改變增長模式所致。”伯南克表示，“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他指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工業(yè)化、基建、出口，在這種自上而下的經濟模式中，政府可以下令建造一個鋼廠或者水壩來刺激經濟增長。但由于經濟規(guī)模到達某個水平，原有的增長模式無法持續(xù)，必須轉向內需和消費拉動型經濟結構。

“在此過程中，政府無法像原先那樣通過行政命令的手段來刺激經濟，相反，只能通過簡政放權、建立良好的制度架構來鼓勵民營經濟。因此，在今后數年，中國經濟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邁進?，F(xiàn)在才剛剛開始，對此我感到樂觀。”他說。

事實上，這個問題同樣擺在其他亞洲國家面前。以韓國為例，韓國目前過分依賴制造業(yè)出口，也必須轉變這種增長模式。

伯南克指出，美國賓州的匹茲堡一度被稱為美國的“鋼鐵之城”，由于當地鋼鐵企業(yè)大量外遷至成本更低的國家，整個城市甚至淪為“鬼城”。但近年來，匹茲堡積極進行經濟多元化變革，引入金融服務業(yè)、大學等，使得城市的經濟面貌煥然一新。

他坦言，中國的經濟改革并非一帆風順，“銀行業(yè)存在壞賬問題，此外還存在影子銀行、房地產、股市等一系列問題，但中國政府目前面對的最主要問題是在未來十年時間逐步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而中國政府已經向我們展示了他們處理這種難題的能力。”

對于市場擔憂的中國金融改革進展保守，他回應稱，“我們過去十幾年的經驗和教訓發(fā)現(xiàn)，金融改革是十分棘手的，如果過于激進或者順序錯誤的話，可能會引發(fā)一些問題，比如1990年代的金融危機。當時韓國等經濟體的金融體系相對封閉并缺乏靈活性，一些改革措施反而引發(fā)了金融體系的震蕩。”

因此，中國政府對金融改革采取相對謹慎、循序漸進的方式從而避免產生一些負面問題。

他指出，未來五至十年，香港在中國金融改革進程中將扮演重要角色，“香港相當于一個氣壓過渡艙，銜接中國經濟與市場經濟，在市場活動的同時避免對中國內地經濟帶來負面沖擊。”

此外，伯南克表示，金融體系在整個經濟中充當“神經中樞”的角色，因此中國需要一個良好的金融體系來進行資金在不同公司、行業(yè)之中的配置。

“我不認為中國會發(fā)生嚴重的金融危機，事實上，中國政府已經充分意識到目前其銀行體系存在的問題，并且擁有足夠的能力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政府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以及龐大的財政資源。”伯南克說。

伯南克指出，在進行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國政府需要正視民眾對社會養(yǎng)老保障體系以及環(huán)境問題的呼聲，“只有人民獲得足夠的社會保障之后才能安心消費。隨著人們的生活水平改善，他們也會要求干凈的水、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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